开始是纳米换盐，以后又发展为纳钞，纳铁、纳金、纳银、纳麦、纳豆、纳马、纳菜、纳绢、纳棉花、纳谷草等十二种方式。

这样，它们有了一定创造信用的功能，有更多可贷资金。民主化最根本的是民众对政治过程的参与，政治过程就是民众就有关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包括对市场的干预进行辩论和协商的过程。

居民收入和消费比重下降意味着民众福利没有和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反过来，企业和政府收入增速则高于GDP增速。首先，尽管我们基本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一些要素价格仍然被政府所控制，或受到政府干预。与此同时，各种利益集团出现，开始左右一些政府政策。事实是，中国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并不比其他国家（如印度）高很多，储蓄增长主要来自于企业和政府。经济增长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如果增长成果不能充分地被民众所分享，政治稳定性难免受影响。

大量经常项目盈余还导致国内通胀的巨大压力。中国仍然有4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产出只占GDP的11％，中国尚未脱离剩余劳动力阶段，中国制造业员工的工资上涨不会很快。整个社会似乎到处闪耀着物质主义的金色光芒。

张五常教授惊喜地发现，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源于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身处竞争中的地方政府成了公司。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更糟糕的是，政府公司化、官员商人化的结果将是整个社会成员普遍地唯利是图。这种不均首先表现为政府拿大头，民众拿小头;在民众内部，不同群体也按照其距离权力的远近而各有等差，这一制度长期以来都在抑制权利最为弱势的群体的收入增长。

从长远来说，这果真是好事吗?上下交征利的第一个结果是财富的分配秩序失衡，第二个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精神秩序失衡。经济专家说，中国经济经历了奇迹般增长;十几个省份也已宣告其本省GDP达到中等程度发达国家的水平。

如此一来，整个政府将变成一个逐利机构，此即张五常们所说的公司化，政府官员变成追求物质性利益的商人某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就已揭示了此扭曲之所在。张五常教授惊喜地发现，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源于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身处竞争中的地方政府成了公司。但与主流经济学家对此模式的评价相反，我要说，恰恰是这一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要为目前的财富分配不均承担主要责任。

人人见面都在谈论是否买房，有没有房子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志。当人人被卷入房地产狂热中时，有钱有房者固然沾沾自喜，无钱无房者则焦虑、惶恐。当然，政府逐利、公司化的短期效果通常很诱人：经济看起来相当繁荣，甚至可以异乎寻常地，政府收入大幅度增长，当然，官员和政府支持的社会群体的财富的收入也大幅度增长。但一旦天天与利打交道，官员的私利心也就会被调动起来，私利就越多进入官员的考虑范围内。

所有社会成员的精神都陷入紧张之中。尤其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失败感，而自己权利遭到侵害的经验也会让他们形成强烈的怨恨情绪。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如此一来，整个政府将变成一个逐利机构，此即张五常们所说的公司化，政府官员变成追求物质性利益的商人。

然而，其他中等程度发达国家是否存在一大群人，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或不到2000元人民币?很显然，由于制度扭曲，经济总量与人均实际收入之间出现了逻辑的断裂。人固然有物质的欲望，但也天然地倾向于其他价值，比如，喜爱荣誉，喜爱正义，或者是关爱他人。由权力来分配资源，由权力来决定哪些人可以进入哪些领域。所以，孟子在这场对话的结尾教诲梁惠王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在现代社会，官员能否行仁义，当存疑。一个社会要维持健全秩序，哪怕为维持正常秩序，就应当鼓励人们同时追求多个物质。比如，政府不断地进行大规模拆迁，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房价迅速上涨，所有民众都被卷入畸形的房地产市场中。

《孟子》开篇就讨论了治国者求利的恶果：孟子见梁惠王。今年两会代表委员议论的最大热点是收入差距、贫富分化。

但是，正常情况下，物质利益只是人生诸多价值中的一个。这样，权力就导致不同群体在经济过程中的权利不平等。

民众要生存，当然需要追求物质利益。经济专家说，中国经济经历了奇迹般增长;十几个省份也已宣告其本省GDP达到中等程度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政府逐利的制度安排，会鼓励、诱导人们把目光完全集中于物质利益，而忘记其他价值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某些制度安排甚至可能强迫民众把物质利益当成唯一人生目标。但起码，政府、官员们不必天天把经济增长、GDP、税收等等挂在嘴边，民众至少不会被淹没在利字之中，而迷失人性。这种不均首先表现为政府拿大头，民众拿小头;在民众内部，不同群体也按照其距离权力的远近而各有等差，这一制度长期以来都在抑制权利最为弱势的群体的收入增长。但是，政府终究是政府，官员终究是官员：官员们手里掌握着权力。

更糟糕的是，政府公司化、官员商人化的结果将是整个社会成员普遍地唯利是图。 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2010年两会 中国经济制度 。

对这种收入分配扭曲机制，古代圣贤已分析得十分透彻。其结果当然是，财富按照距离权力的远近在不同群体之间做不均平的分配。

这样的情绪、这样的精神状态，当然会侵蚀社会的基础性秩序。从长远来说，这果真是好事吗?上下交征利的第一个结果是财富的分配秩序失衡，第二个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精神秩序失衡。

整个社会似乎到处闪耀着物质主义的金色光芒。如果人人都把物质利益当成人生最高价值，那么所有人都不可能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很多经济学家认同这一观察。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应当承认，官员求利，部分地是为公家，也即官员通过经济增长表现，给上级展示良好的政绩。官员们追求政绩的过程通常也伴随着贪污腐败、中饱私囊的行为。

政府公司化的自然结果就是，权力大规模地进入经济活动过程中。这个时候，官员确实很像经济学所描述的商人，地方政府也确实像极了公司

这样的锁定效应出现在许多已经消亡了的社会的演化路径中，它的基本原理是：最初占优势的生产方式（技术路线）和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因优势的逐渐积累而形成压制新生事物的强大势力，以致终于没有任何新生事物可能从内部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述关于新能源汽车公共政策的冗长分析表明，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相当多的细节，并在这些细节上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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